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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刘敬辉：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 题：美国教科书如何塑造美国孩子的中国印象？
——专访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
作者 任雨萌
2022年，全美已有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州等7个州要求K-12(幼儿园最后一年至12年级)教学中必须涵盖亚裔文化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美国中小学历史和社会学课程指导大纲标准中，已列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但其准确性和全面程度不尽人意，导致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可能出现偏差。
教科书作为孩童了解世界的窗口，将奠定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其一生。美国教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刘敬辉(Jack Liu)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美国孩童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启蒙的主要渠道，探究美国教科书背后的中国观。
中新社记者：一般来说，美国K-12学段的孩子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有哪些词汇可以代表中国？
刘敬辉：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在美国并非主流，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多，了解程度存在地域差异。以加州为例，当地孩童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身边不乏华人或华裔同学的身影，因此见怪不怪。然而，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同学仅是肤色、样貌与自身不同，其他并无太大差别。
中华文化大乐园纽约夏令营在布鲁克林鸣远中文学校开营。廖攀 摄实际上，美国人是从少数族裔的角度出发看待华人的——美国有三大少数族裔群体，非裔(Africa Americans)，墨西哥裔(Chicano或 Chicana)或拉丁裔(Latino Americans)，亚裔(Asian Americans)。这里的亚裔与我们印象中的亚洲人概念不同。在我们看来，亚裔主要由东亚群体组成，但美国把所有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印度人也涵盖在这一大概念中。
至于哪些词汇与中国有关，“熊猫”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至于孔子等历史名人，由于仅出现在课堂中，并非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因此不会过多关注。
中新社记者：美国学校提供的汉语教学或中国的历史教育能否被视为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他们从教科书中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刘敬辉：对于美国青少年来说，除非其父母曾去中国旅游，或他们有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教科书应是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渠道。然而，学生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仅是一部分中国文化，对当下中国的发展了解甚少。
美国学生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开始接触中国早期古代文明。在美国教科书中，中华文明被列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除我们所知的四大古文明(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美国增列出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因此，美国学校并未将中国历史单拎出来细致讲解，孩子们也是将华夏文明作为古文明之一来学习记忆的。
2014年10月17日，经过美国宝尔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枝女士历时11年的不懈努力，120余件珍贵的三星堆文物和金沙文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拉开“中国失落的古文明：神秘的三星堆”展览帷幕。毛建军 摄中新社记者：美国课堂在介绍中华文明起源时，有哪些特点？其中对东西方历史的对照研究比重大吗？
刘敬辉：美国教科书以时间为线索、按主题将同时期的几大文明对比讲解。
例如美国教科书基于“轴心时代”学说，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作比较。“轴心时代”学说认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世界最发达的几种文明同时存在。
美国教科书中，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整个欧洲、甚至西方文明，奠定了各类学科发展的基础；在遥远的东方，孔子则是同时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开创儒家学派，创办私学。
书中还特别提到，与苏格拉底并称“希腊三贤”之一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创建了Academy(学院)，作为人们交流所学的场所，西方自此形成了辩论的艺术。而同时期中国的“稷下学宫”能与之媲美。稷下学宫现位于山东淄博，是齐宣王为各学派学者设置的辩论场所，许多已有声名、著书立说的学者在那里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航拍稷下学宫遗址。稷下学宫始建于公元前374年，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促成了天下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梁犇 摄这些内容鲜少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课本中，反而出现在外国的教科书中，这是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辩论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一环。
再如美国教材中讲到罗马时会介绍中国汉朝，将罗马鼎盛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是汉朝，因为汉建立了一套不同于秦的统治思想，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也因为佛教于汉明帝时期最早传入。教材中则侧重讲丝绸之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相关知识。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美国课本上的知识能否让青少年对中国的了解足够准确、全面？若不能，不足之处有哪些？
刘敬辉：实际是不全面的，由于美国教材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以对比的模式教授，因此各个文明都是以断点的形式呈现。就中国历史来说，美国仅介绍了几个朝代，因此学生在学习时会遇到许多困惑。
与此同时，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模式往往过多以美国的政治和国家利益为中心，从西方历史文化角度出发解读中国。
美国教科书中有关孔子讲学的内容。受访者供图如美国小学课本在突出孔子的为官经历时，将其鲁国“司寇”的官职直接译成“司法部长”。在介绍儒家思想时，美国中小学课本也仅集中于孔子个人的思想成就，将儒家思想看作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只取前期的儒家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做片段化的截取讲解。
到了大学阶段，美国教材则将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来讲，就是儒教，英文同样写作Confucianism。这种解读实际是将西方宗教的框架体系套用于中国所得的结论。
在西方，包括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认为，宗教改变了欧洲，宗教带来了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也沿用宗教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是不准确的。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离美国青少年距离较远，那他们是否了解在美华人的情况？除课本外，有无其他知识普及的途径？效果如何？
刘敬辉：目前美国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华人移民史的内容基本缺失，部分大学会开设有关亚裔的课程，其中包含华人移民史。另外，由于教科书由各州制定，因此情况存在地域差异——在华裔人口较多的美国西部，会有更多高校设置相关课程。
美国世界史教科书封面。受访者供图实际上，一些与华人移民相关的历史文化早已浸润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书中不讲，美国人不会意识到。
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个英文短语实际是华人创造的。19世纪中期，一些在美修建铁路的华工略懂英语，他们将中英糅杂在一起，创造出了“Long time no see”的说法。虽然语法有错误，但这一短语自此进入英文语言体系，并成为主流。还有“tea”源自广东话里的“茶”；“silk”就是中文的“丝”，读音很相近。
除课本外，华裔名人也是美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的窗口。且随着近年来亚裔平权运动在美兴起，更多美国人对华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第三代华裔移民黄柳霜登上美国货币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的。黄柳霜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的华裔演员，实际上她也是首位批评好莱坞种族歧视、同工不同酬的女性。
美籍华裔女演员黄柳霜。George Rinhart 摄中新社记者：目前，全美7个州的K-12教材中有关中国或华人的内容大致有多少？如何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
刘敬辉：虽没有具体统计数字显示相关内容占比，但该比例是逐渐增多的。其中一个表现是，教科书中开始出现描绘华人的插画，以前这些插画主角都是白人。而这一现象不局限于历史课本，数学书中也能看到华人父母搂着孩子学数学的插画。
让美国新生代更加全面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最佳途径是赴华留学。我曾于2008年带领美国学生去山东青岛游学，让他们跳脱出教科书里有关古代中国历史的只言片语，亲自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发展。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皮影戏艺人指导留学生练习皮影戏。谢尚国 摄实际上，这一教学方法的效用已在东南亚得到充分印证。菲律宾华人企业家陈永栽在培养子女接触中华文化时分三步走，第一是学华文，第二是到中国各个省份参观探访，第三是将他们送进北大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美国基础教育可以借鉴。
中新社记者：自小形成的对华印象会对青少年的成长过程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初始观感在塑造下一代涉华认知时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敬辉：美国青少年自大学一二年级接触通识教育，再加上阅读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赴华游学后，才会形成较为完整的对华印象。但他们的中国观却是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启蒙的。
中国观通常存在学生或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当外界产生事件(events)时，会激发对“事实”的认知并形成观点。这种认知和观点来源于他们曾经接触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长久的主流社会文化氛围的感知。
德国小伙托比(Tobi)“#IAmChina”(我是中国)的标签，在不同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传递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声援。视频截图我主导的一个中外研究团队研究发现，厘清美国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关键词，有利于了解美国青少年所学习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相关中国观的形成过程，从而掌握美国高校学生的已经逐渐形成的中国知识框架。
希望未来编写一本工具书，以兴趣为起始点，解密中国观背后的关键词，令美国青少年读者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塑造比较全面准确的中国观。简单来说，就是用关键词引出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完)
受访者简介：
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刘敬辉刘敬辉(Jack Liu)，美国教育学博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华裔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为汉学、中国文明、德鲁克跨文化管理哲学。
2023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征程再出发****** 作者：刘倩（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马鑫（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并提出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劲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成就显著 推动共建国家“联通”水平持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强调，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2022年，在推动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可谓硕果累累。雅万高铁作为东盟第一条高速铁路试验运行，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2022年前11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同比增长18.9%，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发送货物标箱分别同比增长10%和11%以上。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标准领域对接合作，已有超过三分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行业或企业在全球市场主导能力显著提升。 引领中国“开放”能力不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对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推动和引领作用。2022年1至10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7%；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正式生效，累计与32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协议，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不断增多，关系日益巩固，正在稳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带动全球国际合作“范式”效应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十年来，中国经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超过4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4万多个就业岗位；截至2022年8月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种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的可持续性国际合作新范式，日益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必将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持久动能。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 2023年，大国竞争博弈加速升级，多重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世界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日趋分化，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客观形势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共建“一带一路”应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统筹推进东西部对外开放，实施自贸区战略，为推动双循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双循环具有对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追求，这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和目标高度契合。共建“一带一路”一方面带动了国内商品和要素的市场流通；另一方面打通了国内外商品、要素大市场，优化配置国内国外各种资源，让国内外市场和资源互为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创造价值。今后，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双循环支撑通道，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资源与要素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快速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各经济运行环节更加有效衔接；要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不断优化内外联通的区域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着力以“一带一路”带动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建“一带一路”恰恰是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平台和抓手。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的重点将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主的开放向规则导向的制度开放转变。同时，为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开放措施要从单纯关税减免向规则、标准等领域延伸。这就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要通过自贸试验区开展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践，努力在一些行业率先尝试对接国际贸易规则，打造制度创新和开放窗口；要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通过制度型开放扩大对全球多边规则框架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并推进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掌握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聚焦重点。2023年，世界动荡仍将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关键在于优化发展路径，持续深入推进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开展。在重点领域，要大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合作平台，缩小数字鸿沟，使数字经济成果普惠于民；要大力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聚焦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对接，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合作；要大力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把中国在抗疫合作、疫苗研发、救治方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落实疫苗无偿援助承诺，为“心联通”奠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在重点区域，要通过实施自贸区和自由港项目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经济发展。在重点项目，要聚焦民生工程，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提高当地居民的满意度，与有关国家实现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互利共赢。 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表明，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必将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国际合作的生动实践中开启新征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动能。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2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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